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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如果本体不再作为先天预成的东西存在，那么工夫的条件是什么？工夫的必要性又是什么？实际上，当阳明后学发展到这一步，又出现了一种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近代唯识学对于阳明学的发展。
道理令人信服，才能让人接受。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偏见等的影响，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国还缺乏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哲学大家、哲学学派以及原创性哲学思想。
从老到新意味着改变，中国意味着连续。胡适的博士论文以先秦名学史为主题，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让国人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使大家在接受逻辑的方法时可以更泰然自若。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理，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改变是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同而值得学习的世界，连续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悠久的文明传统中。这两位理学家各自发展出的新儒学，也可以说是天地万物一体的新仁学。
只有如此，才能让当代中国哲学拥有国际话语权，才能实现当代中国哲学从高原到高峰的飞跃。譬如，儒家传统强调天的权威，喜欢讲天，有天命、天道和天理等不同说法，并以之为人间价值和秩序的基础，发展出心性之学和礼乐之学。彼以无欲成其自私者也。
既然程朱最为看重的是理，并由此发展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论，那么戴震的批驳也就是从对理和欲字义疏证开始，并由此建构其自然和必然相结合的人性论。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
很显然，这样的区分受到了佛教思想中真、俗二分的影响，从而给天理之完满和形质结合时所可能产生的对完满性的损耗提供了说明。这中间本身就有矛盾，即若人皆可以为圣人这样的可能性和性恶之间的矛盾。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戴震的性之事性之能与性之德也对应于他所说的欲情知这三种状态。细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
程朱在批评释老的时候，所强调的是公私之别。重点集中在他们对于佛老的接受、理欲对立观念以及治学方式上。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此后儒视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继之曰有命焉。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由是对于必然的了解与把握。
所以，他不拒绝进行义理阐发，认为最理想的学问途径是理义和制数相结合。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
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戴震在其三十五岁之后，在扬州盘桓约四年，其学术取向与惠栋有所接近，这从他在惠栋去世之后所写《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可证。
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1]318 礼固然会出现虚饰诈伪之事，但人并不能因此而走向道家的绝圣弃智之路。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由成性各殊，故才质亦殊。而陆九渊和王阳明将老庄、佛氏所论，径称为与儒无异，则是援儒入释。
然而在宋明时代，尤其是陆王学派，特别强调价值先在的本心，由此，六经就会成为解释者的注脚，这客观上会导致学者轻视经典文本的风气。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
所以，理并非是外在于物的一种超绝的存在物，而是构成事物的内在特性。在文中，他说，有人说汉代经学重视故训，宋代经学重视理义，然这种看法是不能理解的，如果可以舍弃经典而凭自己的想象来阐发圣人之理义，必然会是凿空之论。
凡远乎《易》《论语》《孟子》之书者，性之说大致有三：以耳目百体之欲为说，谓理义从而治之者也。比他稍后的章学诚认为，时人肯定戴震在考据上的成就是风气所致。
但究其根源，不求古无以求是[3]350。当然惠栋和戴震也并非全然一致，有人说惠栋之学求古，而戴震之论尚是。于血气心知之自然谓之气质，于理之必然谓之性，亦合血气心知为一本矣，而更增一本。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
那么，如何让道德原则增进人们的幸福感而不是抑制人的情感去符合道德原则呢？戴震认为有些人借助道德原则来使之成为压制人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借口，这是需要改变的。[1]308-309在戴震看来，所要担心的不是欲望和情绪，而是如何避免欲望和情绪的偏失而产生的私和蔽3。
是故去生养之道者，贼道者也。私者之安若固然为自暴，蔽者之不求牖于明为自弃，自暴自弃，夫然后难与言善，是以卒之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情之当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过。天理乃人情之条理，人情乃天理之分理，欲望是人的正当需求。
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戴震说古人所谓的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的，因为古人论理，侧重于分，即事物之固有特征。……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
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别如有物凑泊附着以为性，由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终昧于六经、孔、孟之言故也。而杂有私心之人必然会有所遮蔽，由此而形成的看法只能称之为意见。
欲望只要不流于私欲就是仁，不沉溺而自失就是义，情感得到适度的表达就是和，仁、义、和的结合必然符合天理。有心知，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
程朱虚构一个脱离人们日常情感欲望的抽象天理，并推定天理容易为人之气质所污坏，因而要居敬穷理，要采用常惺惺之法，这与先秦时期圣贤所倡导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实修工夫相违背。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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